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昨天上午，香港联交所为了迎接按照新上市规则在港挂牌的小米，特制了一口直径加长80%的锣。这是香港市场第一次出现同股不同权的上市公司，这在整个大中华区的证券市场上，也是第一次。

或许是巧合，30年前的今天——1988年7月9日，一群年轻人擘画了内地证券市场的起步。

北京，万寿宾馆。时任中农信总经理的王先生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会议，会议的正式名称叫“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方案。人民银行的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主持了会议，人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了会议，在总结发言时，刘鸿儒说资本市场一定要开始研究了，但事涉敏感，还是请与会者写一份详尽的报告上报中央。

《财经》的创办人王波明2008年撰文回忆说，那天散会后，王先生作东，请大家到中农信吃饭，并大力推动此事。王波明等后来起草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和管理的设想》，后来被称为“白皮书”。几经周折，1990年年底，中国资本市场终于初步成型。

从“小飞乐”说起

万寿宾馆会议之前，就有不少青年学者筹谋中国资本市场的起步。1988年3月，高西庆、王波明、王巍执笔，联合李青原、刘二飞、茅桐、王大伟、盛溢，八人合作，写成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是关于中国内地资本市场最早的设想。

彼时，宪法中的“计划经济”字眼尚未被去除，股份制仍然是饱受争议的话题。然而，对于当时的这帮年轻人而言，经济改革是没有禁区的。

1986年11月14日，邓在中南海会见了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凡尔霖送给邓两件礼物——美国证券交易所的证券样本和一枚可以自由通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徽章。邓愉快地收下了他的礼物，还回赠了一张面额50人民币的上海飞乐股票，还说：“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万寿宾馆会议召开的时候，宫著铭专门拿出邓会晤凡尔霖时的《人民日报》，这无疑是对他们探索的最好背书。

价格，还是价格

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并不知道万寿宾馆会议。他们对1988年那个燥热夏季最深的记忆，是疯狂的抢购潮。

计划经济体制最典型的特征，一是在所有制上的公有制垄断；二是在价格形成机制上的行政指令。打破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商品经济乃至后来所说的市场经济，其关键命门就在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

1988年年初，决策层就定下价格改革的目标，市场物价水平也随之水涨船高，到7月，物价同比上涨幅度达到19.3%，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8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酿成了史无前例的抢购潮。

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由于后来几年的萧条，价格双轨制下“市场价”和“计划价”之间的沟壑被填平，价格双轨制在1992年的废除，显得毫不费力。

商品价格的放开，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绝大多数的人应该都没有想到，二三十年后，还有许许多多的要素价格离市场化如此遥远。刚性兑付尚未完全打破，资金价格的扭曲依然存在；新股发行定价更是敏感，小米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此放弃了以CDR方式登陆A股的设想。

三十年的循环

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面向，始终跌跌撞撞、步履蹒跚。

不同所有制主体市场地位的不同，使中国的资本价格不可避免地存在扭曲。而扭曲的价格机制，又进一步导致不同主体在市场上的生存状态的分野。最近的去杠杆浪潮里，这种现象仍不可避免地出现，民营资本和中小企业在流动性扩张时很难得到输血，在流动性紧缩时又率先遭遇冲击。政策效应的不对称性，着实让人头疼。

30年前被设计出来的中国证券市场，至今也还不是令人满意的样子。上市的过程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发行定价的机制更是死板；在关乎上市公司质量的重大问题——退市制度的建设上，十多年来也一直未有明显的进展。中国改革已经告别了改革之初的“帕累托改进”时代，挑战与中国改革如影随形。

当时的年轻人，现在已不再年轻。中农信的王总，已身处正国级的高位，当年名噪一时的青年学者周小川、楼继伟，已经从“内阁部长”的位置上卸任。世事变化，沧海桑田，人们知道的是，螺旋前进的市场化进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