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辞职”浪潮对创始人意味着什么：是时候改变了
在疫情的影像下，全球就业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出现在美国的“大辞职”浪潮，大量劳动者离职。在中国，很多行业也出现了用工短缺、流动率过高等问题。用工问题也上升为限制企业发展的重要元素。从表面上看，“大辞职”浪潮似乎还未波及中国，但作为企业创始人或者雇主，需在用工方面做到未雨绸缪方能行稳致远。本文来自编译，请看文章的分析，
划重点：
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有3500万劳动者离职。
在被问及人们为什么会成群结队地辞职时，德鲁指出，疫情让很多人开始转向内在、反省自己，思考自己的工作是否能让自己有成就感，是否有意义。
他们认为，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可以提高留任率，并保护雇主免受不断上升的离职浪潮的影响。
新冠肺炎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但它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企业经营方式等一些问题。
灾难、悲剧和剧变使变革成为必要，而变革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新的机会和新世界。
疫情最糟糕的部分以及伴随其来的封锁似乎已经过去了。随着国际旅行的恢复和对新的一年的展望，我们都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包括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有3500万劳动者离职。仅在8月份，这个数字就达到了430万。9月，又有440万人离开岗位。这个现象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澳大利亚人也感受到了这一趋势。
根据领英的数据，澳大利亚10月份换工作的劳动者数量比2019年疫情爆发前高出26%。 德州农工大学教授安东尼•克鲁兹（Anthony Klotz）将这种现象称为“大辞职”浪潮（The Great Resignation）。现在这股潮流来到了澳大利亚。
为了更好地理解未来的就业形势对创业者意味着什么，我采访了一些来自初创公司和风投行业的人。
德鲁·希梅尔（Drew Himel）是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一家数字营销代理和咨询公司PCR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是Calm和 SpaceX的早期投资者，已深入风投界。
尼克·克罗克（Nick Crocker）是澳大利亚风投组织黑鸟创投（Blackbird Ventures）的普通合伙人。他创立了多家公司，其中一家在2012年被Twitter收购。他还曾就职于安德玛（Under Armour）（译者注：为美国知名高端功能性专业运动品牌。）和Boxee（译者注：Boxee是美国一家为PC端或者TV box提供流媒体视频服务的公司。主要产品是Boxee Box，是一款类似机顶盒、高清媒体播放器的硬件设备）。
菲比·加德纳（Phoebe Gardner）是初创公司Bardee的联合创始人，该公司致力于通过将食物垃圾转化为蛋白质和肥料，重塑全球食物系统。她掌舵的可能是对产业发展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澳大利亚独角兽企业，我们很幸运能从她的深刻见解中收益。
西蒙·考恩（Simon Cowan）是悉尼独立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他是一名经济学家和政策专家，此前曾在澳大利亚参议院讨论过预算问题、卫生政策等相关议题。
在被问及人们为什么会成群结队地辞职时，德鲁指出，疫情让很多人开始转向内在、反省自己，思考自己的工作是否能让自己有成就感，是否有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那些没有给出肯定答案的人被激励着就放弃工作，也许是出于“生命太短暂”的心态。
尼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解释说:“新冠疫情教会了我们所有人，可以在家工作……在某些方面，这和在任何地方工作是一样的。 新冠肺炎也迫使我们反思自己所珍视的东西。 我们的许多自由都受到了限制，无论是家庭、朋友还是自然……我们突然更清楚地看到了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因疫情而隔离在家里工作使人们精疲力竭……所以人们需要改变，想要改变，并且有做出改变的自由。这就是就业市场发生转变的原因。”
西蒙不太愿意将相关性与因果关系混为一谈，他表示不愿将所谓的“大辞职”浪潮归咎于任何一个或一系列原因。他指出:“在试图解释一场百年一遇的全球疫情所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变化时，应格外谨慎。”劳动者们，尤其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城市悉尼和墨尔本的劳动者，每次都被封锁数月，被迫在家工作或休假。他们的福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所有这些都对劳动力趋势和参与率产生了不可预测的影响。让我们看看三年后的数据会怎样。”
激励，激励
当然，这一切都有点投机，因为德鲁和尼克都没有处理大规模人员流动的经验。他们认为，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可以提高留任率，并保护雇主免受不断上升的离职浪潮的影响。德鲁说：“选择在任何场所工作的自由、有竞争力的薪水、灵活的假期政策、面对面的联谊活动，以及在团队中培养强烈的团结感等等”，这些都很有效。
尼克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并谈到了他和他的团队在黑鸟创投的成功之举。“随着团队的成长，人们的需求会发生变化，”他解释道。“在黑鸟，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必须确保每个团队都知道其他团队在做什么。我们已经进入RACI结构（负责、义务、贡献、知情）阶段，可以更清楚谁拥有什么样的资源。我们看到人们很难抽出时间休息，所以我们在全公司范围内实施了奇巧日（和玉石珠宝品牌Dovetail使用的一样），我们都在这一天休息。我们加强了为团队提供的精神健康支持的力度。我们出资培训自己的经理，让他们在工作上做得更好。我们严格执行每月的第一周不开视频会，在工作时间之外不允许任何Slack工作群活动。确保员工在工作日晚上和周末有一些安静的空间，可以缓解压力。以上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这样的措施还有很多。”
虽然德鲁和尼克似乎是自愿接受这些政策的，但西蒙明确指出，很快雇主就没有太多选择了。 如果他们想留住员工，他们就需要更大量的激励措施。他认为:“企业将需要非常积极地为高绩效员工提供慷慨的薪酬和快速晋升的机会。”，“那种‘按照自己的时间做事’的想法已经变得过时并且效率低下，但现在这种想法又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普通劳动者可能期望并要求更大的工作场所灵活性，甚至这种期望比薪资更高的从业者更强烈。在家办公两年之后，即使能力一般的员工也越来越不可能容忍职场中的‘出勤主义’文化。（出勤主义，指员工因害怕被辞退而故意多出勤或延长加班时间的行为）”
至于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似乎重担主要落在企业创始人和雇主的肩上。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些前所未有的事件肆意地向前发展，随着劳动力市场对这些急剧变化做出反应，员工将可以选择为谁工作，如何安排时间，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
为此，企业创始人和雇主最好打破常规，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向前发展。很少有人比Bardee的CEO兼联合创始人菲比·加德纳做得更好了。虽然她在追求一种混合型工作模式，但她发现，如果可以选择，她的远程工作团队和办公场所团队通常会倾向坚持各自的立场。也就是说，在Bardee，大多数人要么完全远程办公，要么完全在办公室办公。很少有人两个工作场所都选择的。为了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所有的沟通和决策都是通过共享的松弛渠道进行的，在这个渠道中，所有员工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她和团队来说，这一招很管用，去年她的人员流动率非常低。
新冠肺炎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但它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企业经营方式等一些问题。对一些人来说，比如菲比，这算是因祸得福。
Bardee的业务“跨越相当多的学科，”菲比告诉我，“我们从许多不同的人才库中挑选了各式各样的人才。”我们的团队有20个人，这20个人讲8种第一语言。如果没有疫情，我们不可能招聘到这样的人才……这意味着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人才库，你可以寻找最好的人才，而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很可能只会在本地招聘。”
灾难、悲剧和剧变使变革成为必要，而变革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了新的可能性、新的机会和新世界。对于创业者来说，未来的就业市场是什么样仍然不确定。正如之前克鲁小丑乐队主唱文·尼尔所说:“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该改变了。”这场可怕的疫情带来的一线希望是，它将推动我们走向未来。的确，是时候改变了。雇主如果想要留住员工，可能需要意识到这一点。